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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4月13日
，上海巴金图书馆内茶香袅袅，一场以“从惊蛰到立秋 ，一个少年的远行——杜阳林长篇小说分享会
”为主题的文坛茶话会在此举行
，这也是巴金图书馆首次迎来四川作家和四川文学作品的分享
。

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著名评论家潘凯雄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著名文学评论家黄德海 ，著名出版人曹元勇与小说家
，散文家杜阳林齐聚一堂，与读者共话作家杜阳林的两部成长小说《惊蛰》与《立秋》。几位嘉宾从文学价值
、叙事特色、时代意义等维度切入 ，深度解读了作品在现代化浪潮下对个体成长与集体记忆的深刻书写 。

《惊蛰》《立秋》书影。（主办方供图）

20世纪70年代末
，四川北部阆南县观龙村，凌云青的父亲突然病逝 ，不仅带走了他的童年，也带走了凌家的欢笑与希望
。年幼的凌云青不得不过早地直面生活残酷的一面：寒冷和饥饿的折磨
，乡邻旁亲的刁难与欺辱，被烧伤 、身患腿疾的性命之忧……但在这个沉稳的少年心中 ，始终有读书求学的渴望和对远方的向往。经历十年苦难的成长
，时代的列车载着凌云青和他沉重的过去，无可阻挡地奔向未来……2021年7月 ，《惊蛰》以黑马之姿横空出世
，宛如一声惊雷，唤醒了平静的文学世界 。这部作品以质朴的文字和真诚的描述 ，成为万千读者口耳相传的佳作
。

小说中
，人物们的命运随着时代的洪流而发生着剧烈的震荡，他们的故事让所有读者深刻体会到个人与社会、命运与选择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就像春雷唤醒沉睡的大地一样
，《惊蛰》唤醒了我们对历史的记忆，让我们感受到了岁月的流转和生命的无常。

如果说《惊蛰》是时代的惊雷 ，那么《立秋》则是成熟时节的沉思 。“主人公凌云青从乡村进了省城，他和他这代人如何在城市打拼
，又如何以城市知识分子的视角去观照乡村？他们如何去冲开城乡隔阂，去战胜内心的撕裂感和漂泊感
。我认为每个群体都有向好的生存和生活愿望 ，我想借此去探寻
，从乡村进城群体的生活走向。”杜阳林谈到，《立秋》书写主人公凌云青考学成功 ，毕业后进入省报
，后来在时代的洪流中选择辞职，下海经商 ，最后成为一名出色企业家的故事 。

值得关注的是
，《立秋》不仅是一部关于个人成长的小说，更深层次地探讨了社会变迁对个体的影响 ，以及个人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寻找自我价值和社会责任感
。杜阳林提到
，路遥的经典小说《平凡的世界》对他影响颇深，他在创作中也试图捕捉那种在艰难环境中奋斗挣扎的内在动力 ，探究人物精神成长的过程。杜阳林通过凌云青这一人物，展现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者们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凌云青不仅仅是一个成功者
，更是一位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社会责任感的“儒商 ”
。他不仅追求财富，更注重道德操守和社会贡献 ，这种精神特质使得他在众多创业者中显得尤为突出。

事实上
，《惊蛰》与《立秋》的节气命名本身就是一个精巧的文学装置 。惊蛰，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 ，标志着仲春时节的开始
，春雷乍动，惊醒蛰伏于地下冬眠的昆虫。作者杜阳林以此命名少年成长的起点 ，暗示主人公如同被春雷惊醒的生命
，必须破土而出面对世界
。而立秋作为“四立
”之一，代表着夏秋之交 ，万物从繁茂成长趋向萧索成熟。两个节气之间的旅程
，恰如少年从被迫觉醒到主动成熟的完整过程 。这种以自然时序映射人生阶段的手法，赋予了个体成长以宇宙论的庄严感 ，使私人叙事获得了史诗般的厚度
。

分享会现场，作家杜阳林正在分享。（主办方供图）

杜阳林认为
，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上，成长小说往往被赋予特殊的文化重量——它不仅是个人生命历程的文学投射 ，更是特定时代精神的地质层 。《惊蛰》与《立秋》两部作品
，以“从惊蛰到立秋”为时间框架，构建了一幅少年远行的精神地图
。这一主题选择绝非偶然 ，它蕴含着对成长本质的深刻思考：惊蛰
，万物破土而出的刹那；立秋，繁华开始沉淀的时刻——两个节气之间 ，恰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蜕变周期。梳理这一主题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不仅看到一部个人成长史，更发现了一代人的精神密码与一个时代的文化隐喻 。

其实 ，从文学史角度看
，《惊蛰》到《立秋》的叙事结构暗合了中国文学“春秋笔法 ”的传统
。古代文人常通过自然物候变迁寄托人世感慨，如杜甫的“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
”。杜阳林以节气为经纬编织故事，既是对这一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也为当代成长叙事找到了具有民族文化根基的表达形式 。当全球化的文学交流日益频繁，这种根植于本土时间观念的叙事创新 ，无疑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对话提供了独特的语言
。

两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打破了成长小说主人公常见的单一维度。他既是具体历史环境中的个体，又承载着人类普遍的成长经验；他的困惑与抉择既来自特定社会条件 ，又回应着永恒的人生命题 。这种双重性使作品产生了丰富的解读可能：你可以将其视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变迁的微观记录
，也可以把它当作任何时代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寓言。正是这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赋予了《惊蛰》《立秋》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

分享会现场 ，评论家潘凯雄正在分享。（主办方供图）

2021年
，在《惊蛰》的研讨会上，评论家潘凯雄就曾断言：“一个叫杜阳林的作者横空出世 。”之后 ，潘凯雄对书中的故事保持关注和疑问
，《惊蛰》只是再现了凌云青的“出走 ”，作品到凌云青乘上远去的列车便戛然而止 ，至于“走出
”后的凌云青式的一代人会怎么样呢？3年后，杜阳林用一部全新长篇小说《立秋》来作答
。潘凯雄指出
，从上世纪初以来到现在，“出走与回归”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个“母题 ”。他认为 ，虽然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作家们才会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里去探讨和思考 。在他看来 ，《立秋》的艺术表现富有特点
，相比《惊蛰》叙事更加流畅，语言更加生动
。小说的内容是现实的 ，骨子里是理想的
，正是这种内核呈现，对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始终不断涉及的“出走与回归
”的母题提出了新思考 ，有着深入的剖析和价值启示。“我想
，这也能从一个方面来回答杜阳林的《惊蛰》为什么能卖到20万册的原因 。”

分享会现场，文学评论家黄德海正在分享
。（主办方供图）

“文学作品是以经验为主 ，还是文学为主？这是一种分工
、分类层面上的问题。 ”文学评论家黄德海举例反问，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是文学吗？高适从军的时候创作的作品是文学吗？如果要按照分工
，他们写的很多其实是公文 。“在我们的语文教育中，往往把议论文等等不叫文学 ，只有风花雪月才叫文学
。像《立秋》这种实用性的、经验性类型的文学
，早就应该有一席之地。”在黄德海看来，就改革开放以后作家对乡村与城市关系的书写来说 ，《立秋》已经进入了第三代
，“最早的《陈奂生上城》，农民进城就是卖东西赚点钱回家 ，城市作为场所跟我关系不大；到了《平凡的世界》
，农民渴望进城打拼意识，想看看能否在城市留下；接着到了《立秋》 ，主人公已经进城
，除了考虑我能够在城市里做点什么，而且还在思考 ，我能够为老家的乡村做点什么？这样的发展脉络基本可以说是清晰的 。
”黄德海说，城市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乡村。在城市空间里
，有城市的原住民，有乡村来的人 ，让城市成为了一个复杂的自为的空间
，“所以《立秋》这部小说的大量的现实描写，一方面呈现出了城市的开阔空间 ，另一方面
，它让读者思考，‘我’以‘我’的血肉之躯去碰得头破血流 ，到底是我的问题
，还是这个社会的问题？”

在嘉宾们看来，杜阳林笔下的少年远行 ，是对传统成长小说范式的致敬与突破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
，从鲁迅的《故乡》到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少年离开熟悉环境踏上未知旅程的叙事几乎成为一种原型意象。但《惊蛰》《立秋》的特殊性在于 ，它将这趟远行置于两个节气构成的时空容器中，使物理位移同时成为精神历险 。少年在空间中的移动轨迹
，恰恰是其内心世界重构的外在显现
。当城市与乡村 、中心与边缘
、传统与现代的多重边界在远行过程中被一一跨越时，成长不再是线性的年龄增长 ，而成为复杂文化坐标中的主体建构过程。

分享会现场 。（主办方供图）

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
，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价值震荡
。杜阳林通过少年的眼睛，记录了这一历史进程中的精神地形变化。《惊蛰》中少年被迫离开舒适区的阵痛 ，恰如传统社会面对现代性冲击的集体焦虑；而《立秋》中逐渐显现的成熟姿态
，则暗示了一种文化适应的可能性 。两部曲构成了一种辩证关系：惊蛰代表着断裂与觉醒的必要痛苦，立秋则预示着接纳与整合的智慧
。这种将个人命运与时代精神相勾连的叙事策略 ，使作品超越了单纯的成长故事
，成为解读社会转型期心灵史的文学文本。

分享会现场观众席 。（主办方供图）

当代社会中的个体常常陷入存在主义式的迷茫——在价值多元甚至碎片化的语境中，如何建构自我认同成为普遍的生存难题
。《惊蛰》《立秋》通过少年的远行 ，提供了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回应：成长本质上是一场面向他者的冒险
，只有通过不断走出自我边界，在与世界的碰撞中才能确认自己的轮廓。作品中那些跨越地理与心理边界的场景 ，构成了存在困境的隐喻性解决——身份不是先验给定的，而是在流动关系中不断生成的状态 。这种哲学思考使杜阳林的作品具有了超越具体时代局限的普适价值。

分享会现场观众席
。（主办方供图）

评论家认为
，从惊蛰到立秋，从觉醒到成熟 ，杜阳林构建的不仅是一个少年的远行轨迹
，更是一代人的精神年轮。在这个被数字化和虚拟化日益解构的时代，这种扎实的成长叙事反而具有了某种文化救赎的价值——它提醒我们 ，生命的质地依然需要在时空中慢慢沉淀
，如同节气更迭般不可逾越 。当最后一页合上，读者收获的不仅是一个故事的结局 ，更是一种观察自我与时代关系的新眼光
。这或许正是“从惊蛰到立秋 ”这一主题最深远的意义：在个人与历史的交汇处
，文学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两者辩证关系的诗意途径。